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父亲节，但古人在家庭教育中，极为重视父亲的作用，所谓“养不教，父之过”，将父亲视为子女教育的第一责任人。

　　温州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父子（女）都功成名就的名人，如永嘉学派创始人薛季宣和其父薛徽言、永嘉四灵诗派的开创者潘柽和其父武状元潘文虎、《六书故》作者戴侗和其父戴蒙等等。

　　特别是近代，“父子（女）双星”更是层出不穷，如孙衣言与孙诒让、黄体芳与黄绍箕、潘鉴宗与琦君、刘景晨与刘节，以及数学家姜立夫与姜伯驹、徐贤修与徐遐生等。这些“虎父无犬子”的背后，隐藏着旧时温州父亲们的教育心得。

　　本期，小编盘点近代温州四对“父子（女）双星”，带你读懂温州人的父爱。

　　孙衣言 孙诒让

　　乡土情怀 天下视野

　　孙衣言与孙诒让父子，是近代温州最知名的父子之一。

　　孙衣言（1815-1894），字劭闻，号琴西，温州瑞安人。孙衣言是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进士，任职期间正值“同治中兴”时期，其才华与性情深受以善于“识人”著称的曾国藩赏识。他的仕途经历丰富，历任翰林院编修、翰林院侍讲、安庆知府、庐凤颍兵备道、安徽按察使，安徽、湖北、江宁布政使等职，以太仆寺卿致仕。他还致力教书育人，曾主讲瑞安玉尺书院、萃英书院，杭州紫阳书院，在家乡创办“诒善祠塾”。他在瑞安兴建的玉海楼，与天一阁、嘉业堂并称“浙江三大私家藏书楼”。

　　孙诒让（1848—1908），字仲容，晚号籀庼居士，温州瑞安人，在经学、诸子、金石文字、训诂校勘、文献目录等方面均有精深造诣。在清代学术史上，孙诒让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被认为是晚清朴学大师、经学后殿，与俞樾、黄以周并称清末“浙江三先生”。章太炎对孙诒让的学问评价极高，称赞他“淹通今古，著纂闳博；晚清特立之儒，三百年绝等双”。梁启超称其为“清末第一大师”。

　　父亲是孙诒让年少时期即走上学术道路的引路人。孙诒让八岁时，除四书外，父亲就先授以《周礼》，这正是后来他撰写巨著《周礼正义》的起点。

　　《周礼正义》

　　孙诒让自五岁时随父进京，之后又辗转安庆、南京、武昌等地，直至1879年返回家乡瑞安。孙衣言“平生师友，多一时贤达”，孙诒让近三十年随父宦游的经历，让他得以广泛接触各地学者，大大开阔了视野，也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。

　　玉海楼

　　父亲还提供了丰富的藏书和优越的著书条件。同治年间，孙衣言任江宁布政使期间，就曾大量购买书籍：“东南寇乱之余，故家遗书，往往散出，而海东舶来，且有中土所未见者。次儿诒让亦颇知好书，乃令恣意购求。十余年间，致书约八九万卷。”回到家乡瑞安后，孙衣言又建了玉海楼，在《玉海楼藏书记》中，他说：“今年春为次儿卜筑河上，乃于金带桥北别建大楼，南北相向，各五楹，专为读书藏书之所。”

　　周礼正义稿本（温州博物馆藏）

　　家庭为孙诒让提供了宽松优越的治学环境，也使他有机会得以向许多一流学者切磋问学，再加上本人聪敏勤奋，一心向学，这些都是他能够取得学术成功的因素。难怪历史学家顾颉刚不无羡慕地说：“诒让在其（孙衣言）荫育之下，读书、生活均无问题，性本聪敏好学，得斯无忧无虑之环境，而又配以佳妇，代为安排著作生涯，故能有此伟大成就，为近百年稀有人物。”

　　孙衣言题会文书院的名联：伊洛微言持敬始；永嘉前辈读书多

　　孙衣言给了儿子天下视野，同样把乡土情怀传给儿子。孙衣言、孙锵鸣兄弟一生致力于表彰乡贤、振兴永嘉学派，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，孙诒让也因此为己任。1877年，孙诒让撰《征访温州遗书约》，广泛搜求优秀的乡邦文献；编成《温州经籍志》。除此之外，孙诒让还校补《永嘉郡记》《东瓯金石志》，撰写《温州古甓记》，校勘《东瓯掌录》《雁山志》《乾隆温州府志》等多部温州地方志，为温州地方志研究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。

　　孙衣言在家乡创办“诒善祠塾”，培养温州地方的经世之才，宋恕、池志澂、黄绍第、项方蒨、项芳兰、胡调元等皆出自其门下。孙诒让也极为重视教育，晚年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，创下在温州、处州（丽水）创（倡）办学校309所的纪录，其中包括温州中学、瑞安中学、丽水中学等知名学府的前身，成为浙南近代教育开拓先锋。

　　黄体芳 黄绍箕

　　克绍箕裘 正直重教

　　晚清时期，瑞安黄家和孙家都出了不少人才，“三孙五黄”名震浙东。除了孙家，黄家也在教育子女方面极有心得，黄体芳、黄绍箕便是一对有代表性的父子。

　　黄体芳（1832-1899），字潄兰，号循引、莼隐，别署瘦楠、东瓯憨山老人，温州瑞安人，人称瑞安先生。他是同治二年（1863）进士，后授翰林院编修，曾任福建、山东、江苏学政，累官至内阁学士，兵部左侍郎。黄体芳是同治、光绪年间清流派的重要成员之一，与宝廷、张佩纶、张之洞并称“翰林四谏”。黄体芳与张之洞的交情最深，张之洞评价其“直谅朴诚，笃于忠爱，好善恶恶，一秉至公，出于天性，其品概风操，中外皆知”。他曾出任福建、山东、江苏学政等职，任内重视教育、兴办书院。光绪八年（1882）在江苏江阴县兴办的南菁书院，是晚清时期江苏省的最高学府和教育中心，100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无数栋梁之才。

　　黄体芳的对联：书从历事方知味；理到平心始见真

　　黄绍箕（1854－1908），字仲弢，晚号鲜庵，温州瑞安人，光绪六年（1880）中二甲第六名进士；历任四川乡试副主考、湖北乡试正考官、京师大学堂总办、编书局译学馆监督、湖北提学使等职。黄绍箕曾同康有为一起筹办强学会，参与议定章程，是上海强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。

　　黄体芳的父亲黄吉人非常重视子女教育，不仅为儿子聘请当地最好的老师，而且还亲自授学，督课甚严。有邑人日记提到，“黄吉人子体正（长子），才质不甚聪敏，赖其父殷勤督课，学乃得成。”这种家庭氛围影响到他对儿子黄绍箕的教育。从他为儿子取名可见一二：绍箕，出自“克绍箕裘”，比喻能继承父、祖的事业。

　　黄绍箕11岁随父亲入京，14岁受业陆尔熙门下，19岁拜张之洞为师，学识、才能、为人深得老师赏识。1884年秋，黄绍箕与张之洞兄张之渊的女儿举行婚礼。张之洞对黄绍箕甚是赏识，向清廷荐举人才，首列黄绍箕，称他：“志远方长，治事缜密，中西学术均能贯通，熟于郡国利病、外洋政事。”

　　纵观黄绍箕一生，的确很好地继承了父业。他与晚清书家沈曾植、著名诗人文廷式、末代状元张謇等合称“后清流”。黄绍箕平生主要精力用于教育，业绩卓著。《清史儒林传》称：“今日海内学校如林，教科成立，皆绍箕首先倡导之力。”他编撰中国第一部教育史《中国教育史》；是京师大学堂(现北京大学)的主要创办人；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应张之洞邀请，出任湖北两湖书院监督；1907年1月，受命协助张之洞筹办曲阜学堂。

　　刘景晨 刘节

　　坚贞高洁 不畏权贵

　　刘景晨、刘节父子，都以风骨而著称，被赞誉“瓯越此门两代贤”。刘景晨一生不畏强权，敢讲真话，人称“傲骨学者”，曾拒绝曹锟贿选；其子刘节是“公开为陈寅恪鸣不平的第一人”，曾说“愿做书斋里的学者，不做客厅里的名流”。

　　刘景晨（1881—1960），字冠三，号潜庐，后改号贞晦，出生在温州城区朔门世美巷。刘景晨是晚清秀才，考取过温州府学生员，又是废除科举后第一批以官费考取京师大学堂的学生，曾师从陈黻宸。他精通经史，博学多才，诗、书、画、印俱精。他与黄溯初、刘绍宽等人共同编刊《敬乡楼丛书》，是温州乡邦文献整理和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。除了文化上的贡献之外，刘景晨令人敬仰的还有他作为知识分子的风骨和爱国爱乡精神。1923年，曹锟以一票五千元的高价向议员贿选总统，刘景晨发表严正声明，毅然拒绝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他以古稀之年出山担任温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、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、温州市政协副主席，被公认为现代“浙江知名的耆宿”。

　　刘景晨自遣七言联 杨瑞津藏

　　刘节(1901-1977)，字子植，历史学家，刘景晨长子。1928年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，是王国维、陈寅恪的门生。他曾任教于南开大学、河南大学、燕京大学、上海大夏大学、重庆中央大学、成都金陵大学等校，担任过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兼金石部主任。自1946年起，他长期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（1950-1954年兼历史系主任）。刘节在研究先秦古史、先秦诸子思想、史学史诸领域均有卓著成就，梁启超称他撰写的《洪范疏证》可“供全世界学者之论难”。

　　刘节曾说自己“幼时父亲灌输文学、哲学、历史知识甚多。”刘节的次子刘颂曾和爷爷、奶奶等人在温州一起生活过七年，他曾回忆“印象中的爷爷对谁都要求很严，其实爷爷也这样要求自己。因为我见到爷爷的一举一动像是有标准似的，经常如一，绝不走样。”但刘景晨在子女教育上又是开明的，1922年，22岁的刘节前往上海商科大学进修，反映了其父对新学开放包容的态度。1987年，王季思为《贞晦先生诗集》作序时写道：“我所认识的同乡前辈，如……永嘉刘景晨，在辛亥革命前后，大都继承永嘉学派的遗风，兼受时代风云的激荡，表现积极入世的态度，志于以所学匡时济世。”

　　刘景晨与家人，摄于世美巷一号家中

　　除了读书做学问，刘景晨爱梅之风骨，擅长画梅，画家黄宾虹曾评价他笔下的梅花“非其胸次高洁不办，望而知为文人杰作。”琦君曾回忆说，“刘伯伯一生酷爱梅花，……他把梅花作为自身的一种精神象征物，并以此勉励自己在人格品行上，坚贞高洁，不畏权贵。”

　　《我之信条三则》（手稿）杨瑞津藏

　　刘节也以风骨著称，在《我之信条三则》中他提到，“坚信人格与学问是一致的，绝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。”刘节是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授课时的学生。1952年陈寅恪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时，刘节已是历史系主任。但每逢过年，这位五十多岁的主任看望他的老师，总是一丝不苟、旁若无人地行传统的叩头大礼。他曾代表陈寅恪去大会挨批斗，并说“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，感到很光荣。”

　　潘鉴宗 琦君

　　读史明理 端品励行

　　父亲对女儿成才的影响同样非常重要。知名散文家琦君，与她的父亲（伯父）潘鉴宗，就是这样一对父女。

　　潘国纲（1882-1938），字鉴宗，永嘉县林垟庙后（今属瓯海瞿溪）人。潘鉴宗是民国早期一位显赫人物，21岁中秀才，24岁考入河北保定北洋陆军学堂。他是段祺瑞的得意门生，在北京政府时期任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，中将军衔，曾领兵讨伐张勋复辟，出省援助粤军，对浙江政坛走向产生影响。他还热心家乡公益事业，出资创办庙后小学，参与创办东瓯电话股份有限公司、瓯海医院等，为温州近代化事业贡献良多。潘鉴宗去世后，蒋介石题“我思故人”致哀，并曾写挽联：“大将令终天所靳，急流勇退古称难”。他生平的藏书字画，身后由琦君经手或其他亲属出面，分赠杭州浙江大学与温州籀园图书馆。

　　琦君（1917-2006），原名潘希珍，瓯海瞿溪人。琦君一生作品丰富，被认为是一位与冰心齐名的一流散文家。琦君的创作以怀乡散文见长，有《桂花雨》《春酒》《下雨天，真好》等10多篇文章入选大陆、港澳台地区语文课本，小说《橘子红了》曾被改编为电视剧，引起热烈反响。

　　琦君1岁时生父病故，4岁生母病亡，由伯父潘鉴宗收养，琦君笔下的“父亲”即为潘鉴宗。

　　潘鉴宗是一位经过时代战乱而急流勇退的军人，人称“儒将”。他也是一位慈爱的严父，对女儿期望甚高，悉心教育。在琦君二十岁生日时，父亲口占诗，以示期望：“聪明如汝又心清，泉涌文思下笔成。一脉心香虔默祷，期儿成业又长生。”

　　琦君童年生活的瞿溪潘宅

　　琦君写有《父亲》《油鼻子与父亲的旱烟管》等散文，从中可见她对父亲的情感。在《父亲》一文中，一开始的父亲威风凛凛：“每回听到马弁们一声吆喝：‘师长回府啦’”，她和哥哥对父亲更多的是敬畏。待父亲因反对军阀内战退隐闲居后，父亲不再穿军装而着一身蓝色长衫，不像显赫的军官而像诗人学者时，就感觉亲近多了。又如哥哥仰着头问：“爸爸，你为什么不再当军官，不再打仗杀敌人呢？”父亲慢慢拨着念佛珠说：“这种军官当得没意思，打的是内仗，杀的不是敌人，而是自己的同胞，这是十分不对的”……我感到父亲的手好大好温暖，不禁问爸爸，“你的手从前是打枪的，现在只会拿拐杖和旱烟筒。”他笑着答：“这就是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。这些话都反映其对内战的立场。

　　　　她写道，父亲不喝酒、不打牌，连烟都因咳嗽而少抽。他最大的嗜好就是读书、买书。各种好版本，打开来欣赏欣赏，闻闻那股子樟脑香，对他便是无上乐趣。即便潘鉴宗在病榻之间，常口授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通览》等书，要她不仅记忆史实，更要体会其义理精神，并勉励她背诵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传习录》《日知录》，可以终身受用不尽。《曾国藩家书》与《饮冰室文集》亦要熟读，他说为人为学是一贯道理，而端品励行尤重于学业。

　　潘鉴宗旧宅

　　父亲还为女儿提供最好的学习条件，“说女孩子要能诗能画，还要能音乐”，从初中起就让琦君跟美国老师学钢琴，可惜她实在毫无兴趣只得作罢。一代词宗夏承焘在瞿溪执教时，潘鉴宗一眼看出他的才华，两人成为好友。夏承焘对琦君后来成长与学问的培养影响最深刻。后来，琦君到杭州之江大学读书，拜夏承焘为师，成为其最得意的高足之一。夏承焘在《希真生日嘱为诗》里写道：“我年十九客瞿溪，正是希真学语时。浮世几回华屋感，好山满眼谢家诗。”

　　琦君曾说，“父亲的教诲，使我于后来多年的流离颠沛中，总像有一股力量在支撑我，不至颠仆。”

　　参考材料：

　　《乡贤孙诒让：为什么说他是“清儒主流中最后一位大师”》 李海英

　　《刘节|愿做书斋里的学者 不做客厅里的名流》 刘显曾

　　《天下学问，皆是涵养工夫——拜谒<瓯越此门两代贤——刘景晨诞辰一百四十年，刘节诞辰一百二十年纪念展>》 章方松

　　《陈寅恪与几位温州人》 方韶毅

　　《从瓯海走出的“师长”——潘鉴宗》作者：陈瑶 

　　来源：温州三十六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