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乎在每次重大风口，总能领先半个身位。试问——何以是温州？

人民法院报2023-07-25 09:00

　　数据资源法庭全景。

　　数据安全发展大会上，瓯海区人民法院数据资源法庭正式揭牌。

　　从温州市区出发，沿瓯江溯流而上，一个小时左右便到了永嘉县桥头镇。这是一个被称为“中国纽扣之都”的小镇，产品畅销全球。

　　机场大道618号，看上去很不起眼，也少有人往来，站在宽敞的院落门前，找不到任何标识，棕榈树后的围栏上只剩“江南”二字。

　　中国（温州）数据智能与安全服务创新园，23.7万平方米的核心区，入驻了60多家数据生态企业，一年间已交易数据产品3760单。

　　温州的故事，就从这三个地方讲起。

　　如何往前端多走几步？

　　“中国桥头纽扣城”三楼，桥头纽扣商会办公室，一场角力正在上演。

　　“4.6万元，还有利息，都拖多久了，老周你到底还打不打算给？”

　　“老陈，你自己说说，你卖给我的纽扣是不是有问题，现在我的客户都找我退货！”

　　纽扣生产商老陈和纽扣销售商老周在一块屏幕里吵得不可开交。

　　屏幕前，桥头商会共享法庭庭务主任金爱珍拿出鉴定机构给出的结论：“老陈，你看，镀层厚度不够，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，纽扣表面氧化，你确实理亏啊！”

　　剑拔弩张间，一纸鉴定的说服力有些微弱，急需救场。

　　“这样吧，邀请几个从事纽扣电镀和生产销售的资深会员，到纽扣存放现场看看！”屏幕里，永嘉县人民法院桥头人民法庭法官戴本顺开了腔。

　　存放环境没有问题，一部分纽扣符合标准，戴本顺心里有了底儿，“扣除问题纽扣外，老周要支付老陈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，老陈要支付因问题纽扣而造成老周的经济损失”。双方都无异议，矛盾就此化解。

　　“共享法庭确实好！商户不用出纽扣市场，甚至不用离开自己的摊位，就把矛盾解决了。”金爱珍常常在这里的各行业商会充当着“灭火器”的角色，商户们都叫她“金姐”。

　　共享法庭是什么？为什么要在商会设共享法庭？金爱珍说，这要从“纽扣”说起。

　　改革开放前，永嘉贫穷落后。1978年，桥头镇几个农民从外地得到一袋纽扣，摆摊试销，没承想，生意异常红火，引得越来越多的人也摆出纽扣地摊，2家、42家、68家……

　　地摊上的纽扣生意解开了发展难题。1983年，中国第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——桥头纽扣专业市场，在这里诞生。桥头逐步成为全国闻名的纽扣交易中心。

　　“如今，我们年生产纽扣约500亿颗、品类超1万种，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占全国市场份额超过50%。”金爱珍掩不住骄傲。

　　生意越做越大，管理亟待规范。1996年9月23日，桥头纽扣商会应运而生。在商言商，有交易就会有摩擦，商会实现了内行人管内行事，起初确实可以化解大部分纠纷。

　　“但近些年，大家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，有些法律规定商会确实不懂，说起来，会员也不服。”桥头纽扣商会会长叶振宇说。

　　“有些调解技巧、方式方法得向法官请教，我肯定没人家专业。”金爱珍补充道。

　　永嘉法院的法官们也敏锐地意识到，随着纽扣花样越来越多、市场逐渐转向网络等多种贸易方式，纽扣纠纷的隐患在悄然增加。

　　案件增量一点点起来，法官们坐不住了，“要往前端多走几步”。

　　多走的几步该怎么走？

　　2021年，浙江省全面加强共享法庭建设，不增编、不建房，仅靠一根网线和一块屏幕，就串联起矛盾纠纷调解中心、调解员、网格员等多种调解资源，构建起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“朋友圈”。

　　借力这场东风，温州法院人有了自己的盘算：“温州人爱做生意，商业纠纷是法院最常见的案件类型之一，先把目光瞄准商会、行业协会、市场等商人聚集的地方。”

　　在纽扣、拉链产业集中的桥头特设商会共享法庭；

　　在鞋企众多的瓯北特设鞋革行业协会共享法庭；

　　在旅游产业较为丰富的楠溪江流域特设民宿行业共享法庭……

　　共享法庭将法院定分止争的作用和商会、行业协会化解行业领域纠纷的优势相结合，以法律法规为主、行业性规范为辅，双管齐下，充分解决商人们的疑惑及顾虑，很多纠纷在诉前被化解。

　　“看似不是法院的事，但你不管，后续这些纠纷都会进到法院，还是你的事儿！”从坐等上门到挺进一线，大胆跳出“舒适区”，永嘉法院院长郑国栋觉得这次“动”得对。

　　“温州已经有39个人民法庭，为何还要建共享法庭？”面对记者的提问，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谢作幸说：“人民法庭服务基层半径偏大，共享法庭是架构在数字空间、虚拟在群众身边的‘人民法庭’，是基层治理的精准支点和有效抓手。它不仅打破了人民法庭提供司法服务的时空限制，还为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平台。”

　　如今，共享法庭已在温州精准对接矛盾多发地。除了商会，警务站、金融机构、拆迁区……纠纷在哪里多发，共享法庭就建在哪里。全市目前已设置共享法庭4007个，源头化解纠纷2.51万起。

　　丢失的信用如何找回来？

　　“企业是重整了，但不良信用记录仍在，银行拒绝给我们贷款。”

　　“原企业纳税信用级别过低，让我们都没资格参加招投标。”

　　“还有在其他法院的被执行记录，这些都影响正常经营啊！”

　　作为温州当时最大的建筑企业，中城建设集团申请破产案曾轰动一时。2015年，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裁定批准中城建设集团重整计划。

　　被认为有重整价值的破产企业，一般具有宝贵的资质，或是破产重整后经战略投资仍能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。但接手后竟遇到这么多困扰，是新投资人温州城建集团没想到的。

　　因为破产重整后，企业的组织机构代码不会变更，所以中城建设集团在银行、税务、工商等部门的不良信用记录并没有因重整而消除。

　　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征信管理科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，人行征信系统是客观记录的过程，商业银行上报，人行做记录，并不是人行不让删、不让改，“信用是一个财富，是靠企业自身来堆积的”。

　　温州中院与人行反复沟通，最终达成共识：以大事记形式在重整企业信用记录中加入“×月×日经法院重整成功”的说明，来隔断现在的企业与之前失信记录的关联。

　　除了人行征信记录的黑名单，还有法院系统内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需要除名。就算是本系统内，协调起来也有一定困难。承办法官郑拓说：“大型企业多半在全国范围内都会开展业务，如果说从温州地区法院系统的黑名单除名还不算难事，那与外地法院沟通起来，时间和金钱成本就上去了。”

　　几经周折，中城建设集团的大部分被执行记录被作屏蔽处理。一番苦功夫终换来“新”中城的重生。

　　发展中的阵痛并非偶发，重整企业的信用修复是温州法院必须面临的一个课题。

　　改革开放后，温州民营经济快速发展，积累起丰厚的民间资本。在此期间，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显现。

　　“浙江温州，浙江温州，江南皮革厂倒闭了！”这首在21世纪初期被戏谑传唱的街头口水歌，正是当时温州经济的真实缩影。

　　2008年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。2010年后，货币政策转向紧缩，银行贷款随之收紧、加息，商人们开始转向民间借贷。一时间，温州市区各个繁华地段，担保公司、典当行和投资服务公司遍地开花。2011年，温州爆发民间金融危机。

　　位于机场大道618号的江南皮革厂倒闭了，老板跑路了，后来陆陆续续又有90多名企业老板跑路。据统计，仅2011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，民间借贷类纠纷立案数就累计高达1000多起。

　　温州改革开放以来苦心经营、广受赞誉的“信用大厦”面临考验。

　　沉疴下猛药。温州市委、市政府考虑运用法治手段化解这场危机，重整有希望的龙头企业，清算没有发展前景的“僵尸企业”。政府大力支持和推动法院的破产审判工作，破产案件数量逐渐上升。

　　重整，让这些企业有了活路。但要活下去，还有很多新问题。

　　在国务院2013年颁布的《征信业管理条例》中，未就有关破产重整后企业信用修复问题作出明确规定，信用修复工作缺乏上位法的支持，各有关机构在针对民营企业的信用管理体系中，也并没有为其重整后的信用修复留有余地。

　　破产审判一路狂奔，配套制度必须要跟上。

　　2012年3月28日，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。一场府院联动的企业信用修复探索也就此拉开序幕。

　　温州政府牵头全面走访了2012年至2018年法院裁定重整的全部企业，共计41家，实地查看它们的生产经营情况、信用修复进展、当前主要困难和实际诉求，并逐一建立工作档案，制订信用修复帮扶计划。

　　在总结大量重整个案经验的基础上，温州中院于2016年推动出台全国第一个解决重整企业信用修复的地方性会议纪要，使得企业重整前所开立的基本户得以顺利撤销且后续可以重新开立，并解决了税务登记证中法定代表人的变更、建筑类等特殊行业的重整企业正常参与招投标等问题。

　　2019年，温州中院与市税务局、市人行、市银保监分局等有关单位，打造出全方位、立体式的破产重整信用修复体系——

　　司法实践中，温州中院进一步明确因审判监督或破产程序，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对失信被执行人中止执行的，在3个工作日内删除失信信息，有效隔断企业不良信用记录；

　　税务部门牵头，不断完善重整企业纳税信用修复机制，应企业申请，税务部门可参照新设立企业进行重新评定纳税信用级别，保障重整企业正常经营和后续发展；

　　各金融机构在法律框架内受偿后的5个工作日内上报有关申请，并于获批后的5个工作日内重新上报信贷记录，将原记录展示为结清状态；

　　……

　　2019年12月28日，温州破产法庭成立。这是浙江省首个挂牌设立的破产法庭，也是全国首个设在地级市的破产法庭。成立以来，法庭已帮助46家重整企业成功修复信用。

　　从“风险先发”到“率先突围”，从谈“破”色变到重新出发，温州法院人勇蹚“深水区”，做好企业重整的下半篇文章，破产审判的法官们觉得这次“动”得值！

　　如何补齐数字经济的法治短板？

　　中国（温州）数安港，瓯海区法院数据资源法庭内，一声法槌声响起。

　　一起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正在开庭，这是该庭成立以来审理的第一案。

　　吴某发现一全国知名网商平台有安全漏洞，便招聘多名客服，使用设计好的自动接收程序“撒饵”，引诱用户下载使用其营运的App“网商易点通”，获取客户账号信息，并擅自开通客户的子账号。

　　倪某等人发现个人信息数据被盗用，向警方报案，吴某东窗事发。法庭经审理查明，吴某等人非法开通该网商平台子账号8498个，以每个100元至200元不等的价格，把1555个子账号及密码卖掉，非法获利22.4万元。

　　“数字经济时代，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、买卖等现象屡屡出现。一些年轻人计算机技术不错，但法律意识淡薄，认为窃取他人数据危害性不大，结果触犯了法律。”该案审判长毛小雨回忆起这起案件时说。

　　庭后，毛小雨向相关主管部门及该网商平台发送司法建议，建议其提高数据安全意识，定期检查及修补安全漏洞，加强对子账号功能等涉数据领域的安全防护。

　　收到司法建议后，该网商平台开展了账号风险监测处置，对12.5万个子账号开启被盗保护，处置了2.5万个疑似越权的子账号。

　　2017年，浙江确立实施数字经济“一号工程”。一声令下，温州着手奋力打造全省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。

　　相比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，在数字经济领域，温州其实没有特别的优势。如何杀出一条自己的路？

　　温州的选择是，激活创新因子，找到一条差异化赛道——将“数据安全与应用”作为产业链来打造。2022年5月18日，中国（温州）数安港正式开园。

　　一个“安”字，点出了关键。看似在数据领域不具备优势的温州，就这样找到了弯道超车的支点。中国（温州）数安港管理中心主任陈弦介说：“就像商品一样，在一套安全合规的体系下，数据才能放心交易。”

　　放心交易的边界在哪里？记者了解到，全国已有多个数据交易中心，但红线不清、场景不明是数据行业的集体焦虑。

　　另一边，隐私泄露、数据盗用、采集不合规……大量司法实践表明，流量变现、粉丝经济、线上交易引发的纠纷渐呈多发态势。

　　“新的产业发展到哪里，法律服务与保障就要跟进到哪里。”温州中院院长蒋卫宇认为必须“动”起来，闯一闯这个“无人区”。

　　中国（温州）数安港甫一成立，全国首个数据资源法庭便在此落户。“数据资源法庭实行刑事、民事、行政‘三合一’归口审理模式。只要是涉及数据资源的案件，都可以在此审理。”数据资源法庭庭长陈伟克向记者介绍。截至目前，法庭已受理案件346件，审结255件。

　　但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类新事物、新问题层出不穷，亟待司法回应。这块短板要补上，仅靠审判是远远不够的。

　　联合数安港、检察院举办企业合规研讨会；与在温10所高校签订框架合作协议组建专家智库；召开专业法官会议，综合研判分析企业在数据产品交易行为、数据来源合法性等方面的法律需求；以法律提示或司法建议等形式让企业规避风险……

　　陈伟克很清楚，大量的工夫要花在坐堂办案之外。

　　“像是提前在道路上设置了红绿灯、画定了车道线，我们在这里发展数据业务也有了方向感。”作为首批入驻数安港的企业，每日互动的创始人、CEO方毅认为，数据资源法庭是创业者的一颗“定心丸”。

　　蒋卫宇告诉记者，数据资源法庭精准对接、主动问需，先后出台服务保障中国（温州）数安港建设20条意见等制度，全力构建数据要素全生命周期司法保护体系。“全国首家数据资源法庭是数安港的独特优势，它以优质的司法保障，全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，推动吸引更多头部企业落户温州。”

　　如今，数据资源法庭刚刚满1岁，法庭二楼的墙上，大事记部分还有不少留白。

　　“相信数据资源法庭的有益探索，也将为数据资源保护和交易制度探索规则体系，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导性案例，也为更高层面立法提供实践基础。”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郑春燕从揭牌起就很关注法庭的情况，她觉得未来可期。